【学者新论】程美东：新知识群体与五四运动
新知识群体与五四运动
摘 要:五四运动的爆发与近代以来逐渐形成的新知识群体有密切的联系。五四前夕，全国大学以及专门学校突破100所，全国在校的大学生及专科生18429人，历年留学生累积总数达到了近10万。这些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群体，不仅接受的知识新颖且视野开阔，他们具有强烈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情怀和意识。他们对于当时中国外处于列强欺凌、侵略，内有军阀政府无能昏聩的统治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严重不满，他们面对民族国家衰落、危亡的现实有强烈的忧虑和悲情意识，逐渐形成了一种改变现实的巨大冲动。五四前夕大量学生社团的出现就是以学生为主体的新知识群体关切社会、改造社会意识的直接体现。五四就是新知识群体对于国家被列强蹂躏、社会被无能腐败的官僚阶层统治失望的悲情意识的激情表达，五四标志着新式精英知识群体以整体的自觉来承担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任，五四也标志着以下层民众为主体的社会革命运动开始越来越发挥其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了。“五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被接受，推动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发展进程。
关键词:五四运动;新知识群体;大学生;留学生
一、民国大学生群体的形成
五四的主角是以西方的教育体系训练出来的大学生以及中学生等知识群体，没有他们的呐喊和冲锋陷阵，不可能形成一股声势浩大且具有先进发展方向的伟大社会运动。而这些受过新式教育的大学生为主体的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是近代以来中国教育现代化的产物。近代中国教育从传统的科举走向现代教育，是经历了一个很长历史过程的，是随着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和我们需要更新变革的双重因素而逐渐形成起来的。
近代中国大学教育首先应该要从教会大学谈起，虽然它在鸦片战争之后就开始具有合法性，但由于与主流科举教育不能并轨，所以很长时期是处于教育的末流，不过由于他们的教育理念和内容的独特性，对于中国近代知识群体的形成还是有影响的。1919年前的教会大学主要如下:
之江大学。1845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麦卡第等人创办崇信义塾，1867年崇信义塾从宁波迁到杭州，改名为育英义塾，1897年改称“育英书院”，1911年取名之江学堂，1914年改名为之江大学。
圣约翰大学。1879年成立，初名圣约翰书院。1905年改名圣约翰大学，设立神、文、理、医、工等学院，1913年开始招收研究生。
华中大学。1871年，美国圣公会在湖北武昌城内昙华林创办了文华书院。1885年，英国循道会也在武昌开办博文书院。加上英国伦敦会在汉口创办的博学书院，并称为武汉地区的三大教会学校。这些学校中，以美国圣公会在武昌开办的文华书院规模较大。1924年，文华书院改名为华中大学。
东吴大学。1871年，美国基督教监理会在苏州十全街设立存养书院，1879年迁至天赐庄，并改名博习书院。1881年，美国监理会在上海设立中西书院。1901年两校合并为东吴大学堂。
岭南大学。1888年，美国长老会在广州沙基金利埠创办格致书院。1903年，格致书院改名岭南学堂，1912年9月学堂改为“岭南学校”，1918年改称岭南大学。
燕京大学。1888年，美国以美会在北京设立汇文书院。1893年，公理会在通州设立潞河书院。1919年两校合并为燕京大学。
金陵大学。1888年，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傅罗在南京设立汇文书院;1907年，南京基督教书院与益智书院合并为宏育书院，1910年两校合并为金陵大学，协和医学院。1906年，英国伦敦会与英美其他五个教会合作开办了协和医学堂，191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收购协和医学堂，1917年9月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帮助建立北京协和医学院1919年10月开办医学本科，学制为八年制。
沪江大学。1908年，美国浸礼会在上海设立浸礼大学，1915年改名沪江大学。
华南女子文理学院。1908年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预科成立，1917年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开始创办四年制本科专业，1922年9月28日得到纽约州立大学董事会的临时承认学士学位的授予权。
华西协和大学。1910年3月11日，华西协合大学正式开学。华西协合大学的教师大多来自英国剑桥、牛津，加拿大多伦多，美国哈佛、耶鲁等院校，大学管理以“协合”为原则，管理体制仿牛津、剑桥，课程设置按哈佛体系。
金陵女子大学。由美国浸礼会、监理会、美以美会、长老会、基督会等在1913年于南京筹办，1915年开学。
福州协和大学。1911年由美国公理会、复初会、美以美会、英国圣公会等教会在福州联合筹建，1915年正式成立。
1917年前英美在华设立的高等学校数量以及学生数量如下[1]:
鸦片战争后清朝政府的专门学堂，不叫大学，但具有西方大学的一些功能，尤其是科技外语方面内容居多，与传统科举教育内容上有着根本的差别。在甲午之前清政府办了若干外国语专门学校:京师同文馆、上海方言馆、广东广方言馆、自强学堂、东山精舍;三所工业专科学校:福建船政学堂、上海机器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八所军事学堂:广东水师学堂、南京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广东陆师学堂、南京陆军学堂、湖北武备学堂、天津军医学堂。[2]
戊戌维新到民国前夕，清政府设立的大学有三所:京师大学堂、山西大学堂、北洋大学堂;这三所学校毕业的学生，截至1911年，京师大学堂预科120名。山西大学堂有法科16名、工科19名、预科24名。北洋大学堂有工科35名、法科9名;私立大学2所:中国公学、复旦公学;各省高等学堂24所，学生数4124人;专门学堂83所(这些专门学堂在民国初年被改为专科学校，也可以说是大学专科的起源吧。作者注)，学生数15720人，其中法科学堂多达47所，学生数12282人。[3]
辛亥革命后中国的大学得到大发展。1914年全国有高等院校102所，其中大学7所，学生数730人，专门学校95所，学生数31346人。1915年，全国高等院校有104所，其中大学10所，学生数1219人，专门学校94所，学生数27975人[4]。1919年，全国的大学及专科生18429人[5]。
广大留学生更是五四前夕中国新知识群体的重要来源。近代中国留学生主要开始于1870年代的赴美幼童留学计划，及至甲午战争之后掀起了一股强烈的以留日为主的留学潮，在清末新政中，留学运动更是如火如荼，1909年后美国带头退回部分庚子赔款兴办西式学校，此后中国留学欧美一时成为风潮。截至五四前夕，估计中国留学生总数达到10万人左右。这些人受过系统西方学校教育，无论是知识结构还是价值取向，都属于新知识群体。
二、学生组织社团的发展
五四爱国运动的形成，与当时各个学校学生社团的发展兴盛有直接的关系，这些学生社团不仅仅是个学习联谊的机构，很多都具有强烈的社会现实关注的取向。面对当时中国积贫积弱的局面，这些既具有现代知识视野又受过传统家国情怀教育的学生们在共同的社团内必然要采取一定的方式来表达共同的心声、共同的情感，采取共同的行动。五四前夕的学生社团有影响的主要有以下:
学生救国会。1918年5月21日，北京大学、北京高师、高工学校广大爱国学生2000多人为了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在北京向北洋军阀政府当局举行了游行示威活动，北大学生许德珩、易克嶷、段锡朋参加了活动。游行示威活动失败后，北京大学和其他各校的学生组织起学生救国会(初名爱国会)。1918年暑假，学生救国会派出代表南下天津、济南、武汉、九江、上海等地，会见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如马骏、郭隆真、谌志笃、马千里、张传琦、张太雷、方志敏、恽代英、程天放、刘清扬等，拜访孙中山、廖仲恺、朱执信等人，并与《民国日报》的邵力子、《申报》的史量才、江苏教育会的黄炎培等进行联系。因此，学生救国会几乎成为全国性的团体，并得到各界人士的同情。[6]
新民学会。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在长沙发起成立，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宗旨。主要成员有向警予、蔡畅、罗学瓒、郭亮、夏曦、张昆弟等七八十人。
互助社、利群书社。1917年10月8日，恽代英等成立互助社，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一开始只有四人，一年间发展到5组19人，互助社是武汉地区成立最早、影响最大的进步团体。1920年初恽代英又在互助社基础上成立利群书局，以“利群助人，服务群众”为宗旨，为改造社会造就人才，恽代英、林育南、沈志耀、廖焕星、郑遵芳(郑南宣)、郑兴焕、刘世昌、魏君谟(魏以新)、胡竞成、李伯刚、萧鸿举(萧云鹄)和余家菊等12人是早期成员。
少年中国学会。1918年筹建，1919年正式成立。李大钊、王光祈、曾琦、陈淯、周太玄、张尚龄、雷宝菁等为发起人。以“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为精神，以“奋斗、实践、坚忍、俭朴”为信条，全国各地及巴黎、东京、纽约等地设有分会。
国民杂志社。1918年10月20日，由学生救国会组织，宗旨是“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研究学术，提倡国货”，1919年1月20日，组织出版《国民》杂志，进行反帝爱国宣传。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许德珩、周炳林、张国焘、段锡朋等是重要成员。
新潮社。1919年初，由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杨振声等北大学生为主体成立的学生社团，以《新潮》为阵地，提倡民主与科学。
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1919年3月由邓中夏等发起成立。总干事邓中夏，成员有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朱自清、许德珩，向工人农民宣讲时事政治、科学知识和革命道理。
工读互助团。1919年3月，由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王光祈等17人联合发起并募集经费成立北京工读互助团，目的是组织工读互助团帮助北京的青年实行半工半读，达到教育和职业合一的理想。
工学会。1919年2月成立。发起人匡互生、周予同、刘熏宇等，以“国有困难外交，则竭力以谋补救”为宗旨，希望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平等社会[7]。
上述这些新知识群体所成立社团基本成立于五四前夕，他们成立的社团不是自娱自乐的个体之间的生活交流，而是带有很强的社会改造的目的，他们的现实针对性很强，对于国家、民族的使命感很强，他们胸中涌动着强烈的爱国火焰。这些涌动着爱国情感火焰的学生社团的成立对于任何有损于国家民族利益的事情都必然要发声，必然要付诸有时代特点的行动。“五四”爱国运动后成立的学生社团更多，平民教育社、曙光杂志社、少年学会、青年学会、觉社、浙江新潮社、学悟社、永嘉新学会、批评社、新人社、改造社、共进社等社团在全国各地纷纷出场。
这些学生社团在五四前后如雨后春笋般成立，既表明此时的大学生群体已经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已经有了一定的身份自觉，更重要的是表明他们已经不是旧式的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是具有明确的关切时势的现代国家关怀意识、社会改造意识。事实也证明，这些社团对于推动“五四”的爆发和持续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新知识群体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
(一)甲午战败后中国的旧式文人和新式知识分子即在悲愤中开始了奋起抗争。康有为、梁启超等旧式文人之所以放弃前程看好的仕途，就是面对日本侵华所出现的空前民族危机的责任使命感:“瓜分豆剖，渐露机芽”，若此以往，大清就会灭亡，中国就会灭亡。所以，他们才毅然投身变法事业，积极倡导学习西方科技、教育、制度。在当时投身变法是需要很大的政治勇气的，康梁二人、谭嗣同等不是不清楚，他们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得罪保守派，会惹祸上身，但是国家危亡的现实使得他们无法顾及自身的安危，义无反顾地走上维新变法的道路。
虽然百日维新的直接进程被慈禧太后的绞杀所打断，但是已经萌生出来的民族关怀意识是不能被灭绝的。
1903年拒俄运动可以说是广大新知识分子、旧文人爱国情怀的集体展示，这次运动中以留日学生为代表的新式知识分子的抗争行为表现得甚为激烈。这个运动的缘起当追溯到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沙俄借机出兵中国东北三省。《辛丑条约》签订后，沙俄拒不从东北撤兵。直到1902年中俄才签订了《东三省交收条约》，俄国同意在1903年4月从金州、牛庄等地撤军。但到1903年4月，俄国撕毁中俄《东三省交收条约》，又提出七项无理要求，激起了国人愤怒，知识界人士为主体开展了拒俄运动。4月27日，在上海的十八省爱国人士集会张园，指斥沙俄“吞并”政策。4月29日，日本东京召开中国留学生五百多人的抗俄集会，决定成立拒俄义勇队，每日操练不懈，准备回国参加斗争，抗议沙俄对中国东北的侵略，黄兴等一百三十余人签名参加。并派代表回国活动，要求政府出兵拒俄，表示愿“为火炮之引线，唤起国民铁血之气节”“头可断，血可流，躯壳可糜烂，此一点爱国心，虽经千尊炮、万支枪之子弹炸破粉碎之，终不可以灭”[8]。北京﹑湖北﹑安徽﹑江西﹑福建﹑湖南等地的学生也纷纷集会，成立爱国组织。4月30日，清朝最高学府京师大学堂师范、仕学两馆也发起了学生集会，愤怒的学生将副总教习张鹤龄奉命悬挂的“禁止议论国事”的牌子撕碎。5月13日，武昌各学堂停课，二百多名学生汇集于曾公祠、三佛阁等处，决定上禀兼署湖广总督端方，请其代为奏请清廷不要答应俄国要求。5月17日，安庆安徽大学堂、武备学堂等学生和群众三百余人，冒雨成立爱国会。南昌、广州、杭州、福州、长沙、开封等地的学生和群众也进行了拒俄斗争。
(二)二十一条加剧了知识界的民族危亡感，他们开始自觉宣传现代民族主义。
1.甲午战败和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催生了20世纪初期知识界民族主义思潮。
在甲午战败后，中国的文化界就引起了巨大震动，过去我们一直不愿直视的蕞尔小国日本竟然打败了数千年来的“老师”，这是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所没有想过的。但一开始国内的士大夫阶层的爱国还处于传统的皇权、家国一体的水平，真正的以现代民族主义为导向来进行国家危亡的探索与思考主要开始于近代留日学生和相关知识群体当中。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大量介绍国内外的爱国人物、爱国故事，以此来激励中国人爱国情怀的培育、爱国行为的培育，这成为当时爱国主义史学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
宣传国际上的民族英雄和亡国历史教训，这是当时新知识群体弘扬民族主义的重要方式。甘必大是19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的领袖，在普法战争的国难之际坚强爱国。20世纪初中国的留学生群体主办的报刊都集中对他加以介绍。在1903－1909年间，《直说》(河北留日学生创办的刊物)、《江苏》(江苏留日学生创办)和《民报》(中国同盟会机关报)这三种杂志，都先后在创刊第1期上突出介绍甘必大，梁启超也在《新民丛报》刊登了《法国爱国者甘必大纪念碑》《法国第三次共和政体建国伟人甘必大》的照片。他们盛赞甘必大是“以热血盈盈之少年，鼓醒全国民之爱国心，推倒专制之帝政，而建立共和之政体者”，认为甘必大真是“近代史上之第一伟人，国民之好模范，爱国者之前辈”。
特别注意宣传各国独立的历史和经验。如大力介绍当时德兰士瓦(今在南非境内)人民抗英斗争情况，关于菲律宾独立战争的爱国人物和事迹，翻译出版《比律宾志士独立传》《飞猎滨独立战史》以及《苏格兰独立史》《苏格兰独立志》，《瑞士建国志》《自由三杰传》和《泰西八爱国者传》《瑞士建国志》《瑞西独立警史》《意大利独立战史》《意大利建国史》《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等书籍。
他们还特别强调学习亡国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出版了《朝鲜亡国史略》《越南亡国史》《缅甸灭亡小史》《印度亡国史》《菲立宾亡国惨状记略》《波兰衰亡战史》《埃乃近世史》，等等书籍。
20世纪初以留学生为主体的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群体通过介绍爱国英雄、介绍各国独立的经验、介绍“亡国史鉴”，极大激发了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思想意识，对于提升中国人的民族自觉意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9]。
2．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民族主义运动给中国知识群体以深刻印象。
其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之后的民族解放运动对于中国的知识群体的影响和启示很大。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各个帝国主义国家都互相忙于战争，使得他们的帝国控制能力大大减弱，一些帝国解体了，如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沙皇俄国;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也受到严重削弱。尤其是1917年后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广大亚非拉国家殖民地半殖民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东亚朝鲜的三一运动(1919)、东南亚的缅甸反英运动(1918—1922)、土耳其凯末尔革命(1919—1934)、埃及的独立运动(1919—1924)[10]。
其二，民族自决、民族自治、民族独立的思想在中国传播更广。
民族自决、民族自治、民族独立是近代西方启蒙思想的重要内容，至少可以追溯到荷兰著名法学家格劳休斯那里，他在《战争与和平法》中就提出民族平等的主权学说;英国思想家洛克和法国著名思想家卢梭等为代表的“自然权利说”“天赋人权”说认为只有人民的同意才是政府得以建立的基础，他们认为如果是征服者强加给被征服者的政府，则被征服者的后裔有权摆脱它，直到民族自决和独立;德国的黑格尔认为，一个民族最基本的自由和最高荣誉就是独立自主。
列宁也赞成民族自决，他在1903年8月坚持将“民族自决权”条款正式列入俄国社会民主党党纲。他主张:“社会主义取得胜利以后，必须实行完全的民主，因此不但要使民族完全平等，而且要实现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也就是政治上的自由分离权”[11]。
美国总统威尔逊一再强调民族独立。1916年5月，他提出再造世界和平的三项原则:“一、每个民族有权选择生活其中的国家”，“二、世界上的小国同样有权享有大国所期望并坚持的对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尊重”，“三、世界有权免遭源于侵略和对国家与民族权利的蔑视而导致的任何对和平的破坏”。威尔逊的这个主张很合乎当时中国人的心理需要，使得备受西方列强欺凌的中国在实现独立解放的道路上找到了知音。1918年他提出战后的14点和平计划得到了陈独秀、梁启超等知识界的高度认可和赞赏，以致出现了他是“世界第一好人”美誉。受一战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也受了威尔逊等民族自决思想的影响，当时国内知识界对于民族自决、民族解放思想很感兴趣，相信一战后的中国能够得到足够的民族独立的权利。
3．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激起了中国知识界的公愤，巨大的“国耻”感更加激发了他们的现代民族主义意识。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日本于1914年8月23日借口对德国宣战，出兵中国胶州湾，进逼济南，占领了胶济铁路全线和沿线各矿山，占领青岛，并宣布在欧战未结束前青岛及山东战区一律实行军事管制，各级官吏由日本委派，山东省路矿由日本监督，海关由日本派人管理。北洋军阀政府曾就日本撤出山东问题与日本展开外交谈判，但日本始终没有同意。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直接向袁世凯递交“二十一条”密约，这个密约的内容实在令人震惊!全文共分5号，第一号主要内容是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第二号主要是中国承认日本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享有优越地位，承认日本人有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居住、往来、经营工商业及开矿等项特权。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并南满、安奉两铁路管理期限，均延展至99年为限。长期租借旅顺、大连港并享有南满洲及安奉两铁路管理权，中国政府允将日本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矿开采权、经商等权利。第三号规定将汉冶萍公司作为中日两国合办事业，未经日本国政府之同意，所有属于该公司一切权利产业，中国政府不得自行处分，亦不得使该公司任意处分。所有属于汉冶萍公司各矿之附近矿山，如未经该公司同意，一概不准该公司以外之人开采;并允许凡欲措办无论直接间接对该公司恐有影响之举，必须先经该公司同意。第四号规定，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一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第五号规定，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中日合办警政和兵工厂。
这个《二十一条》无疑是灭亡中国的判决书!
本来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强调是中日密约，不可泄露，但是北洋军阀政府内部还是故意泄露了消息，一时间在报纸上出现了相关报道。1月22日，北京《亚细亚日报》与英文《北京日报》以及《申报》都报道了这个消息，英人《字林报》也很快报道了这个消息。
这些消息引起了中国人民的空前愤慨!
社会各界联名抗议《二十一条》的签订。以冯国璋、段芝贵领衔的全国十九省将军联名向北京政府致电，声称:“有图破坏中国之完全者，必以死力拒之”。商界、教育界、华侨界都纷纷集会、发电报，抗议《二十一条》的签订。
2月11日，留日学生冒雨在东京召开大会。会上通过了五条议案:电请政府拒绝要求并公布其条件;以文字警告劝导海内外国民;拟定留日学生对外之宣言;设立分机关于京沪;准备归国之办法!会后，他们派代表回国积极宣传拒签《二十一条》，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很多留学生以放弃留学作为自己的实际爱国行动。据统计，1914年有留日学生3796人，1916年降为2790人[12]，由此可见得留日学生对于《二十一条》的反感情绪之强烈!这种强烈的国耻感使得已经浸染了开放世界风气的新知识群体追求独立自由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更加强烈!
四、新知识群体政治悲情意识的激情表达
“五四运动”史学专家周策纵指出:“五四”期间的中国人不像清末的中国人，清末的中国人以为他们的重大责任只不外是“富国强兵”，对帝国主义根本上的种种危险茫无所知，“五四时期”的中国人却明白当前的急务是把中国从列强的辖制下解救出来。他们团结群众的口号是“救国”。这个口号最初出现在1894年甲午战争中中国被日本打败以后，到了“五四”期间就更是广泛流行了。这反映出当时的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对中国在现代世界里挣扎求生存所遇的种种危机已经有所觉醒。日本的“二十一条”所带来的耻辱和其后所发生的事件更大大加速了这种觉醒。在当时那种政治混乱、社会落后和军阀统治的情况下，这次事件可说是中国人民在近代史上第一次能够大规模公开表示他们的意见。新知识分子代表国民表示对“国耻”观感的声音响遍全国。当谈判还在北京进行的时候，中国各地都有激昂的表示。差不多所有中国的报刊都表现出强烈的反日情绪。中国留美学生听到报道说“国内各地都表现出爱国忧国的情绪”，便感觉十分高兴。据说每天总统府“潮水般涌进”无数的信件和电报，都是中国人民为了表示他们的愤慨而发出的。[13]
五四运动是对辛亥后社会政治发展不满产生的政治悲情意识的激情表达。巴黎和会确认日本通过《二十一条》而抢占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中国国家主权，使得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爱国悲情发展到了极致。
本来中国政府和知识群体对于以美国为推手的巴黎和会的召开抱有极大的希望，但是自1919年年初开始，他们就逐渐地听到了不同的声音，他们的担心逐渐增多，他们满怀希望的心境难免一点点陷入悲愤，这种悲愤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就是社会舆论对于巴黎和会的担心越来越严重，各种流言不断。
中国代表团最初还对和会抱有很大的希望，因此，在提交的议案中提出了以下七个条件:废除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巡警，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由权等。后来还提出了废除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以及1915年5月签订的《中日民四条约》，收回日本占领的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1月27日，日本代表在和会上提出了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的要求后，1月28日中国代表团顾维钧在英美法意日五国组成的十人委员会的发言中据理力争，强调日本占领山东的非法，并得到了英法美诸国的同情和支持。驻华公使小幡酉吉于2月2日(正月初二)强行要求访问中国代理外长陈篆，对中国进行了恫吓。不久之后，各大报纸都报道了此次日本大使恫吓中国代理外长的事情，但是在具体恫吓内容上虽不相同，却尽显日本霸道蛮横的嘴脸，其中有一则报道最能反映中国人心中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愤恨之情:“日使小蟠氏昨访外交陈代长，……旋请中政府谕令巴黎代表改变态度，与日本协谋进行。……苟不如是，日本将不得已而有武力表示之意，谓各国之能友中国者莫日本，若他国相距甚远，日本则近在咫尺，有陆军百万人，海军五十万吨。……又小蟠氏询问中政府对于参战处借款合同作何办法一层亦含有恫吓之意。”[14]
巴黎和会召开时，国内还出现了声讨梁启超是“卖国贼”的风潮。巴黎和会前夕，梁启超以个人名义到巴黎观瞻，到三月份时，由于中国代表团内部矛盾，导致北洋政府本来指定的负责人陆征祥主动提前离职，当时代表团内有人担心梁启超会接替陆征祥，就打电报给南方的广州军政府，指斥梁启超是阻碍中国代表团宣布中日密约的“大逆”之人，一时间国内出现了声势不小的声讨“卖国贼”的浪潮。民初国会议员居正、彭养光等人把“卖国贼”分为“首从徐世昌、段祺瑞，其户魁也，曹汝霖、陆宗舆、徐树铮、靳云鹏、章宗祥，其爪牙心腹也”。叶楚伧认为除梁启超之外，“今卖国贰臣，密布于北廷。曹、陆而外，文官汪大燮、林长民，武官段祺瑞、徐树铮等”。甚至在巴黎和会期间还出现过顾维钧要娶曹汝霖女儿为妻的谣言。[15]这些各种流言也好、谣言也好，反映的是广大民众对于巴黎和会中国能否收回自己的主权的一种极度的不自信，是一种长期受列强欺辱后悲情难抑的疑虑情感的表现。
其二是北洋政府的诉求不能满足，也很悲愤，想借助民意来给巴黎和会施压。北洋政府虽然无能，从本质上也不是代表人民的政府，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他们也不希望被日本玩弄于股掌，不希望日本侵占中国的利益。在自己无能为力时，他们有意无意中也想借助民意来壮胆。2月2日日本公使小幡恫吓中国外交部代理部长陈箓的事情被公布到媒体，就是北洋政府有意而为之，希望借此激发国人爱国激情，给日本施压。五四前夕，中国巴黎和会失败的消息也是当时政府中人故意透露到社会的。4月22日，英美等五国在巴黎威尔逊驻地开会讨论中国问题时，威尔逊等人放弃了原来支持中国诉求的倾向，转而支持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在巴黎的梁启超于24日将此消息电报告知北京外交委员会，30日北京国民外交协会收到此消息。时任外交委员会委员兼事务主任和国民外交协会理事的林长民起草了《外交警报敬告国民》的新闻，发表在1919年5月2日的《晨报》上:
“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噩前两日仆即闻之，今得梁任公电乃证实矣!闻前次四国会议时，本已决定德人在远东所得权益，交由五国交还我国，不知如何形势巨变。更闻日本力争之理由无他，但执一九一五年之二十一条条约，及一九一八年之胶济换文，及诸铁路草约为口实。呜呼!二十一条条约，出于协逼;胶济换文，以该约确定为前提，不得径为应属日本之据。济顺、高徐条约，仅属草约，正式合同，并未成立，此皆国民所不能承认者也。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16]林长民的这封信可以说代表了中国政府有良心人士的共同的悲愤之心，无论如何努力，国家贫弱，外交只能再次被人蹂躏!这种悲愤的心情渲染了所有的知识界、社会界人士，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得到了当时政府官员汪大燮的通告的巴黎和会失败的消息后，转而告诉了罗家伦、傅斯年、段锡鹏等北大学生，这才引出了“五四”大游行!这个大游行从根源上看就是自上而下的悲愤之情，就是不甘当亡国奴，在国力不足的情况下，唯有号召民众集体抗争!
五、新知识群体登场的社会意义
(一)五四标志着新式精英知识群体开始整体主动走上中国社会舞台，以整体的自觉来承担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任。自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这80年间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中，参与其中的知识群体主要有三类:旧式士绅文人、洋务派士绅文人、新式知识群体。在近代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初始阶段，传统的旧式文人如林则徐、魏源等个别人士出于传统的家国忧患意识，开始了对西方世界的零星探知，从而提出了“开眼看世界”的天下观。此类知识群体在当时不特人数稀少，其现代性的识见也很有限，对于社会现代化实践的影响更为有限;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经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磨难，从传统的士绅文人中进化出洋务派文人士绅群体，这一知识群体最大的贡献就是举办近代工商、军事实业;新式知识群体是在洋务时期开始萌生，其突出的标志就是接受过新式教育，从骨子里认同西方的文化价值，并积极主张以之来改造中国。这个群体主要以甲午战后中国留日学生及辛亥前后的留美学生群体为主，同时也包括晚清以后尤其是1905年废科举后设立的新式学校里的受教育群体，这些受过新式教育的人士，在五四之前就广泛宣传爱国主义，辛亥革命的先驱可以说就是以留日学生为代表的新知识群体爱国者。
五四前夕新知识群体不仅人数更多，对于亡国之痛更深，已经形成为一个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社会影响的社会群体。这些人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支持者，也是1919年反日爱国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支持者。这个新的知识群体在此前主要是以个体的身份零零星星地参与到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实践当中，其产生的社会影响自然有限。通过新文化运动和反巴黎和会出卖中国利益的社会运动，这个新式知识群体精英整体地、主动地出现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舞台上，成为一支无法忽视的巨大力量，这充分展现了他们改造中国的主动意识、集体意识。我们检视世界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那些现代化国家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在新知识群体的集体呐喊和带头示范下完成的。近代中国在五四之前虽有个别人在呐喊，但不特其理念欠缺，尤其没有形成整体自觉，无法形成整体力量，这就极大地约束了中国现代化实践的发展。五四之后，中国形成现代化转型中所必须的新知识群体，使得中国现代化有了一大批智力人才，中国现代化遂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
(二)五四扭转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自上而下的运作态势，以学生运动为前驱的下层民众的社会运动开始越来越发挥其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了。在整个近代中国被动现代化的进程中，总体的主导社会力量是官员、士绅和精英知识群体，其推动的方式是自上而下，从洋务到维新，以至于革命，其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方式都是如此。到了五四的爱国运动，情况大不相同了，虽然其主体还是精英知识分子，但其身份却是在校大学生甚至中学生，其运行的方式是自下而上的，这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破天荒的意义。此后，以大学生为主体的社会运动每每出现在中国社会的关键时刻，学生运动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推手。它的根本意义不在于学生运动自身，而在于它激发了下层民众式社会运动产生的激情———其他下层民众往往借助学生运动而走上社会运动的舞台。它提醒我们的是如何从根源上防范这种运动的负面因素的发生，它提醒我们不要被动地在社会运动的推动下亦步亦趋地开展现代化。同时，它也提醒我们不能轻易地制造社会运动，更不能因为一时的需求而随便地利用这种社会运动。当然，我们不能以此而对这段历史进行简单的价值评判。任何历史对于后人都是遗产，我们都需要认真地学习之、检视之。
(三)“五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被接受，推动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发展进程。“五四”将民族国家的政治理想与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自己文化的血脉的钟情的文化情怀融合一起，积极寻求一种新的文化作为动力来牵引、滋养着自己和国家的前进。钱穆在《国学概论》的最后一章说:自清季以还，外侮日逼，国人之不自安而思变以图存者亦日切。至于最近之十余年，则凡文字学术思想国家社会伦常日用，无一不有急激求变之意。而独有一迟徊瞻顾而不忍变者，则吾民族文化之自信是已。盖凡此数十年来之以为变者，一言以蔽之，曰求救国保种而已。凡此数十年来之以为争者，亦一言以蔽之，曰求救国保种而已。……然而有以救国保种之心，而循至于一切欲尽变其国种之故常，以谓凡吾国种之所有，皆不足以复存于天地之间者。复因此而对其国种转生不甚爱惜之念，又转而为深恶痛疾之意，而唯求一变故常以为快者。……则其救国保种之热忱既失，而所以为变者，亦不可问矣。[17]
辛亥革命后的乱象使得那些寄希望于制度变革实现中国现代化的知识精英们感到了沮丧，他们改造、振兴中国的价值文化和以西方为模板的理性认识都没有改变，因此他们急迫地寻找他途、另辟蹊径，知识分子的思维惯性使得他们自然而然地开始从文化的视角来思索中国现代化的出路。
他们那种原以为清朝垮台、民国成立，实现政治变革、建立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政体后，中国面貌即可焕然一新的愿望被北洋军阀统治的残酷现实击毁了，极度的希望转而化为极度的悲情。为了学习西方，为了复兴中国，这些当时站在时代前列的前贤们，作过很大的努力和许多的尝试，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及至“中华民国”成立，国家却陷入更大的混乱之中，这不得不引起这些曾经激情满怀的知识分子的失落、无奈、悲愤。他们的失落、悲愤不是基于自己社会理想的科学性、必要性的怀疑，更多的是感叹于国人的智识不够、眼界不足、私欲膨胀、自主不足。在一个现代意识普遍未开的社会，如何实现上下一致专事于现代化事业?于是，他们执着的信仰使得他们本能地从这种现实的悲情中走出来，转而从文化角度来思考中国现代化的方法、途径。他们把西方政治社会实践已经显示出来的那些政治价值观、公民的民主规则的养成、科学理性的基础，以及与西方政治文化相对立的一些中国文化的痼疾:重人文、轻科技，重家族轻个体，重尊卑贱……作了一番梳理，在此基础上以一种真理在握、舍我其谁的责任感开始了激烈的文化政治批判。
陈独秀在1916年的文章可以说是这种心态的典型代表:“盖吾人自有史以讫一九一五年，于政治，于社会，于道德，于学术，所造之罪孽，所蒙之羞辱，虽倾江、汉不可浣也。当此除旧布新之际，理应从头忏悔，改过自新。……从前种种事，至一九一六年死;以后种种事，自一九一六年生。吾人首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18]
“共和立宪之大业，少数人可主张，而未可实现。人类进化恒有轨辙可寻，故予于今兹之战役，固不容怀悲观而取卑劣之消极态度，复不敢怀乐观而谓可踌躇满志也。故吾曰:此等政治根本解决问题，不得不待诸第七期吾人最后之觉悟。此觉悟维何?请为我青年国民珍重陈之。”[19]
陈独秀的这两段文字写于民国五年，从中可以看出其豪放执着的性格，也可看出其对于现实的严重不满，他于是把希望寄托在了青年一代的文化价值观的培养上。他的这种思想轨迹是当时进步文化人共同所有，只不过具体的实践有所差异而已。不少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后颓废了，因为美好的理想在极度失落的现实面前的冲击下，很容易因为精疲力竭、无可奈何、现实诱惑等因素而感到失望、归于消沉，转而或寄情山水、或皈依佛门，或声色犬马。那些怀抱坚定民族振兴理想的人面对这个政治残局，于悲情万分之时，很容易迁怒于其他因素:非自我努力的因素。从器物到制度，近代中国人都尽力学习了西方，为此而耗尽了心机，却落得北洋军阀统治的下场。这让仁人志士们很是不满，也很是不甘。为了寻找其中的答案，他们把目光投向了中国传统文化，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来解剖我们现代化蹒跚而行的根源。后来发生了那么多的激烈反传统、批传统的声音，真的是很自然了，因为这个运动本质上是辛亥革命的延续，是近代中国追赶西方的政治抱负在屡败屡战的痛苦经历折磨下的一次激烈的反弹。这些爱国者们把民族的生存、延续、强大视为最高的追求，至于汉字、至于孔教、至于习俗等等在他们看来都是过去时代中国人生命的一个载体而已，本来就不具有永恒的意义，因此他们在那场“五四”前奏的新文化运动中的表现激烈反常，很少中庸之道，因为他们是在有意地以文化激情的方式来尽情宣泄、驱赶政治悲情，以此来凝聚年轻人、自励自强、鼓舞全国的有识之士。
“五四”爱国活动之后，这些内在的从文化上更新自己和国家命运的冲动在俄国十月革命曙光已见的背景下，很自然地就发生了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社会主义的文化成为“五四”一代先锋们文化追求的新坐标，很多“五四”时期的积极分子如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恽代英等都在这场运动后继续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的过程中信仰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使得中华民族复兴有了坚强可靠的领导力量，从而大大加快了中华民族复兴的步伐!
总之，近代以来受新式教育而成长起来的新知识群体到1919年五四前夕已经成长为一支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他们开阔的视野、深切的民族爱国情怀、强烈的责任使命感使得他们在中国面临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不约而同地挺身而出、奋起抗争，从而演出了中国近代史上震撼人心的一幕历史大剧！
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6卷，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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